《物绘同源》: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

《物绘同源》: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

《物绘同源》: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 字体: 小 中 大 分享到:  《物绘同源》: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 2021-11-16 11:11:32 来源:光明日报

物与画的同源:中国古代的屏与画[美]上海书画出版社,吴红主编

屏风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样式,很早就出现了。东汉文学史家李友在《屏风之明》中这样描述屏风的特点:“舍则避之;用了就设置;你站直了,你就老实了。”风为邪,雾露为阻,遮下奉上很正常。“屏风可以作为一种装饰。使用时要用张莉装饰,也方便存放。屏风可以阻挡凉风邪气,抗雾抗露。屏风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家具,更是儒家伦理的具体象征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多首诗中写到屏风:“你写我的诗,用你的诗填满屏风。”“歌舞屏的花障上,什么时候画了个白头人?“白居易提出了屏风的另一个作用,就是把屏风当作绘画的载体——画屏。

在晚唐五代发明轴之前,中国画艺术最重要的两种媒介是手卷和屏风。吴红在吴红主编的《物与画同源:中国古代的屏与画》一书中写道,二者有两大区别。第一,它们具有不同的“媒介特性”:手卷是时间性的,需要观者用手操纵,并逐渐展开;屏风是空跨性的,尤其是两边有图片或文字的,必须在单独的建筑里观看和欣赏空。古代的画家和工匠利用画屏的这一特点,在画屏两侧绘制和书写相互呼应的图像和文字,以传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或审美趣味。另一个区别在于他们的使用场合和服务对象不同。手绘的画是创作给观赏者独自阅读的,而画屏是建筑的一部分空,不仅可以出现在现实生活中,也可以用于墓葬的陪葬或装饰。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就体现了上述特征。

1965年,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了北魏燕兴四年(474)第二次葬于太和八年(484)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合葬墓。司马墓彩绘漆屏被发现时,已严重损毁,残片散落一地。比较完整的有五件,每件长81.5厘米,宽26厘米。画面正面多为列女,有二公主尤玉、周室三母、鲁母师、班女婕妤、开篇母涂山、鲁母师、孙帅奥之母等。这些典故大多出自汉代刘向的《列女传》,《周室三母》出自《列女传》。画中的三位女性,容貌优雅,衣着时尚,气度优雅。他们是西周三贤:周太将(文王的祖母)、周太仁(文王的母亲)和周太思(郑文公主)。他们协助纣王建立了周朝。班妹婕妤,出自续女传。画面上,有四个人抬着龙爵,上面坐着一个人。他回头一看,身后有个美女班婕妤。这张图讲的是班婕妤辞职给汉成帝出主意的故事。刘向在《七律别录》中说:“黄门侍郎要按列女传的类别作七篇……画在四个屏风上。”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,自汉代宫廷开始,就有了装饰有女性画面的屏风。

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继承了先秦两汉的遗风,启发了隋唐。李清泉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还原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。日常生活中,坐姿的变化导致屏幕大小和结构的变化。那时,床和沙发家具并不流行。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,原来的席地而坐慢慢转向以长沙发为座的盘腿而坐、垂腿而坐。于是,一种新型的家具——屏风榻出现了,它是屏风和榻的结合体,并在之后广为流传。从目前发现的南北朝屏风的材料信息中,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赋予这类屏风载体的不同文化趣味。对屏风画中的意象和屏风画中的意象的研究,也为我们思考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“物”与“画”的关系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例证。吴红指出,至少从汉代开始,中国古人就已经把屏风作为更大的画面和形象方案中的有机因素,或者用屏风进行形象分割和规划空室,或者用屏风突出画中的主要人物。到了唐代,银幕上的形象开始表现得更加细致,使之在整个形象节目中“画中画”。这意味着屏幕上的图像和屏幕外的图像之间发生了各种相互作用,其结果是绘画的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大大增强。

黄晓峰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卷轴画时,列举了很多画,从中可以看出图像与画面的密切关系。比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周文举《双屏会棋图》,完美再现了单屏和山屏两种形式。这幅画描绘了南唐的大师李靖和他的弟弟下棋的场景。四个男性角色在前景围成一圈或下棋或看游戏,而男孩则在一旁伺候他。整幅画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戴着黑色礼帽的大胡子书生。虽然他手里拿着一个棋盒,但注意力并不在棋局上,而是认真地看着棋手,似乎在思考。在这个中心人物的背后立着一个单面板屏风,但屏风上的画面显示的是内屋生活的场景: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斜靠在床上,由身旁的四个女人侍奉,侧屏风上画的山景屏风围绕着床,这是一个可移动的家具,与床有关系。画中两者空的平行与对称,凸显了政府内部与外部生活的不同。

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屏风时,最大的疑问或许是“屏风”属于哪一个艺术门类?林认为:“屏风不仅是室内陈设组合的一个组成部分,也是建筑室内装饰的一个元素,它所承载的意象决定了屏风如何完成其被赋予的角色和功能。似乎可以从哪个门类来研究屏风,但似乎没有一个门类能全面把握屏风的艺术形式和特点。”《物与画同源:中国古代的屏与画》一书的特点是有意识地拓展了“画屏”的主题,收录了五位学者撰写的专业而浅显的文章,分别涉及考古中发现的屏与画屏(李清泉著)、墓葬壁画中表现的不同类型的屏与画屏(阎正著)、传世画作中的屏像(黄晓峰著)、屏。本书以大量考古实物和传统文献为依据,详细论述了屏风、画屏、画屏的历史证据和发展线索。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有效运用,使得整本书的文章有别于作为展示对象的屏风的欣赏性写作,凸显了本书乃至整个研究项目的跨学科、跨领域的特点。总之,《物与画同源:中国古代屏与画》这本书着眼于屏与画的共生,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艺术历史长河中物与画的关系。(作者:陈玲玲,吴雪莲,上海旅游学院教师,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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